• 文字之重

    2005-03-30

    Tag: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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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之重

    公元100年为永和十二年。这一年五经无双的许慎开始着手编纂《说文解字》,22年后,即公元121年,许慎病中,他为书作叙,并在收尾处郑重题下太尉祭酒四字,随即嘱其子将书献于皇帝陛下。

    此部字典不仅在小学届流传千年而不朽,即使在当时也是应运而生的产物。公元121年距离蔡伦上书献造纸法已有十七八年的光景,虽然今天在西域的考古发现说明蔡伦之前已有质量较次的纸张发现,可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测蔡伦造纸于汉朝有相当的价值。否则,后汉书上不会把一个黄门造纸之事随便立传。

    造纸法成,对提高政府政治效率的功效不言而喻。首先是中央与地方的传递文书方便,其次是文件的保存与整理,编纂入册都省力不少。而此时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写于纸张上的文字。秦虽然兼并天下,一统六国,但各地习俗文化仍有相当差异,方言众多,前朝大儒扬雄既曾著《方言》记之。故而中枢与地方政权之交流,赖于手写文件往来众多。也因此,文字之能否规范,意味着名能否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中央地方交流不畅。而秦虽以秦篆通行天下,行书同文之法,却未见有官方字典流传于世。到汉时也如是,此应与古今学者权势相争,无法确定标准有关。

    许慎以官称为书题款,大概此书之编纂当属太尉祭酒的本职工作之一。

    《说文解字》一书,收录一万余字,以小篆为体。可见当时隶书仍未为官方正式许可文字。而文字之简约习俗,当赖于有一规范基础,尚未规范,各方官吏便擅自生变革,恐怕会导致交流不畅。而《说文》正解决此问题,可以推测隶变之能够完成且完善,正基于《说文》的功劳。

    许慎于《说文解字叙》中言俯仰观察为生文衍字之根本,而后以六书别之。此六书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其中转注、假借为用字法,前四者为造字法。此说,较刘向父子的六书更为繁琐。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西汉刘向所言造字之法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比较可知,后者将形、事、意、声皆以象为之。而就许慎说,无象声之法而有形声;象形、事、意之法则区分为象、指、会。

    除形声一说较刘向科学外,指会二说,略有多余。因无论指、会皆为手段,其目的仍旧为象,故指事目的在象事,会意目的在象意。刘向以象贯之,正因见造字之本质。

    我国文字之精妙,正在于象。然则,何为象?

    《易》系辞说,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易经·系辞上十二章)。许慎之象即为《易》之象。故《说文叙》开头便引《易》系辞说法,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 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易》。

    文字之象,便为文字之重。我国文字与文明之紧密皆在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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