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现在，也挺爽。

　　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是被误解最多的人之一：这位只被西方注意到其激烈言论的总统，其实关心的是国内改革而非向西方挑战；打着“要把伊朗的石油收入体现在每个老百姓餐桌上”的旗号上台的内贾德，并非一个对伊朗改革开倒车的民粹主义者，他甚至比以前掌权的改革派还激进。

　　1990年代中期，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国有化道路被证明已走入死胡同，私有化是大势所趋。但多年的经验表明，伊朗改革派政府过去的私有化方案极易使国家财产被国企掌勺人分到内部人形成的特定利益集团手中。而内贾德的私有化，则是希望分家时，照顾解决到低收入人群的贫困问题，使他们优先获得国有企业股票。而这一做法的最终目的，是在私有化的同时，培养一个公正、足够强大的国内市场，建设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

　　　　　横空出世的“公正股”

　　10月28日，艾哈迈迪－内贾德宣布将在全国出售460万的国有企业股票，每股以500万里尔（约相当于422美元）出售。其中50％的股票将优先出售给低收入人群——他们占伊朗人口的20%。为保证低收入人群的利益，股票两年内不许买卖，对那些无钱购买股票者，政府将提供贷款以保证他们能买到分给他们的股票。

　　公正公平问题一直是伊朗改革遭遇的最大非难，这也是改革派之所以在大选中败给内贾德的根本原因。内贾德在批评他前任的失败时曾举例说，有家价值3300万美元的工厂是被11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的。不久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曾严厉批评了改革派领袖哈塔米时期的私有化改革，称当时不公正的私有化政策是失败的。 

　　内贾德早在上任的2005年11月就曾表示，他的政府将致力于保障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许诺国民将真正掌控国家。这位生活简朴、与拥有富丽堂皇豪宅的前改革派官员形成鲜明对比的总统，果然未辜负选民的期望。　

　　艾哈迈迪-内贾德将这一股票称为“公正”股。他强调，由政府发行国有企业股票是一种创新的私有化模式，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升穷人的生活水平。

　　伊朗议会对内贾德的“公正股”给予了很高评价，11月7日，议会经济委员会主席Mohammad Shahi-Arablou称赞内贾德政府推进私有化方面的成效时，不忘强调“以往的政府在私有化进程中失败了。”

　　内贾德在今年7月3日向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提交的“公正股”方案中，援引了2004年年底修改的新宪法中的第44条作为出售国有股的依据，该款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修改了大中型企业必须国有的相关表述，可以引入民营资本成分。

　　为私有化正名的新宪法是改革派主政时的成果，但改革派政府试行的私有化改革，往往变成了内部人对国有资产的分配，国有企业改制发行的股票绝大多数被其他国有企业的掌控者收购，私有化成了一场与穷人无关的游戏。

　　“公正股”的发行是内贾德上台一年来政府调整贫富差距最大的动作，也是一揽子大规模私有化方案。内贾德说：“公正股的发行是为了在不同阶层中实现公正的财富分配。”“公正股”意料中地获得了极高的民间积极回应，内贾德信心十足地将“公正股”称为伊朗社会新发展的开始。

内贾德的计划被伊朗媒体登在头版显著位置。但是，艾哈迈迪内贾德以前曾经主张反对私有化，因此他的态度转变让伊朗大众感到迷惑。一些伊朗人透过博客表示了自己的疑虑，他们担心内贾德会优先将利益分给军方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宗教领袖呼吁尽快私有化

7月3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演讲让西方世界大吃一惊。在演讲中，他表示将出售80％的国有企业的股票将有助于带来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和减少贫困。他提出，通过实现这一计划，伊朗政府的角色将从直接拥有与经营大型企业到监督与引导不同的经济形式。当天，内贾德递交了发行“公正股”的方案。对此，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以公开信的形式给予了肯定答复。　

　　哈梅内伊的公开信的重点落在对私有化的积极意义评价上，对内贾德出售国有企业80％股票的计划，哈梅内伊认为，该方案会有助于解决伊朗经济活力、社会公正和减少贫困。他提出，通过实现这一计划，伊朗政府将完成从直接拥有、经营大型企业到宏观监督、引导的角色转变。

　　哈梅内伊提出，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有关宪法44条的新内容已经被通告，可全国刺激投资与就业的行动还没有展开，具体的实施办法还没有找到。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负责机构，以实现44条内容的宏观政策，应立即充分利用国家资源为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土壤。

　　对“公正股”，哈梅内伊着重强调要建立有效的领导机构以实现这一目标。哈梅内伊表示，这些股票价格应当由股票市场决定。

　　最后，哈梅内伊还强调要确保公众真正获利，避免一些特殊利益集团享受特权，从而鼓励伊朗国民投资，提升国家的经济商业环境。

　　哈梅内伊在公开信中赞扬内贾德的改革时，还向外界释放一个积极信号：伊朗规定，国外投资者也可以收购国企，当然，必须经过经济部逐项审批。

　　这位宗教领袖直接呼吁加快私有化的进程，是因为尽管伊朗经历过哈塔米执政时期的私有化改革，但由于他们的私有化方案被公众认为分配不公而阻力重重，国有和集体所有企业目前依然是其主要经济命脉。

　　内贾德今年10月表示，政府正在改变国有企业对某些经济领域的垄断，给私有企业的发展腾出空间。此前伊朗改革派政府并未采取过这一措施，一方面，是担心这会影响伊朗经济的发展速度，更重要的原因是，伊朗垄断国有行业已存在部门利益化倾向，改革派政府并未摆平来自这些利益集团的反对意见。

　　在内贾德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中，石油天然气行业的下游行业会被出售，但上游行业的企业依然国有。此外，一些小型的国家银行将被出售，除隶属于国民航空组织的公司，所有航空公司以及船舶港口都将出售给国民。

　　　　改革派为何私有化失败

　　伊朗的私有化改革是从霍梅尼去世后开始的。1989年伊朗第一个5年发展规划中，第23条首次提出鼓励民营经济的政策。因为从伊朗暴发伊斯兰革命到两伊战争结束，人口已从革命前的3500万增加到5300万，城市人口达到55.6％，此时伊朗的经济命脉依然是石油出口贸易，选择逐步开放以解决经济活力问题是政府的必然选择。

　　伊朗结束“不争论”的小改小革阶段，真正从法律和政策层面支持私有化，是从90年代中后期改革派领袖哈塔米上台后开始的。尤其是第三个五年规划（2000－2004）发展目标，促进非石油领域经济发展、减小失业率、减小外债。

　　为此，伊朗政府进行了企业私有化、允许私有银行经营以及在德黑兰设立股票交易所的改革。尤其是2004年年底，伊朗修改伊朗宪法第44条。该条款原规定，大型的、属于国家基础和经济命脉的企业必须由国家所有。伊朗经济正式出现了国有经济、集体所有经济和私营经济并存的局面。

　　但是，哈塔米的改革派主政期间，私有化过程缺乏透明监督和信息公开制度。2005年3月，德黑兰试图发行25亿美元的国有企业股票，但实际上只销售出了30％。因为政府发现，唯一有实力收购大型国企股票的恰恰是在大型国有公司形成的利益集团。而哈塔米政府允许企业作为投资者进入股市交易，混乱的管理，导致股市某种程度上成为洗劫城市中产阶级的机器。

　　哈塔米主政8年，部分解决了伊朗的经济活力问题，但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到2004年，伊朗的贫困线以下人口依然是40％，失业率为25％。这些指标与革命前的巴列维王朝统治时期相当，哈塔米改革的结果是回到了革命前。理所当然被选下台。

内贾德刚上台时对哈塔米政府的批评很能代表当时的民意，内贾德说他支持私有化，但私有化政策不应该鼓励公司破产、生产低下、停工甚至掠夺国有资产的情况发生。

事实上，即使是内贾德的改革也引起伊朗经济学者的忧虑，在内贾德公布私有化方案后，有经济学者表示优先收益的很可能还是神职人员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从而导致伊朗重演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出现过的局面。

也有人认为，按照方案，公正股在两年以内禁止交易，因此实际上会拖延伊朗私有化进程。

　　面向未来的和谐新政

　　在内贾德第四个五年规划中，伊朗的经济发展目标包括：基于竞争的更为开放的经济。私有化改革以及减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中央银行在制定与执行政策时更为独立。国有石油公司更为独立。为海外投资设定清楚的法律框架。争取GDP年度增长率达到8％。

　　伊朗的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伊朗经济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主要包括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2005年为13.5%），生产能力增长缓慢，石油行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命脉，高失业率问题，政府干预过多。尽管非石油行业出口近几年来增长很快，但依然占出口比重不高，以及区域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因核工业发展带来的国际压力等等。

　　事实上，艾哈迈迪－内贾德采取的政策能否实行，完全取决于其领导的政府行政效率（内贾德的2006年度预算比2005年度增加了27％）也意味着短期内伊朗政府不可能从市场中撤出，而且干预还会增强。对于内贾德而言，他需要平稳、公正地实现伊朗私有化进程，必须采取让各阶层皆大欢喜的和谐新政。

完全的个人自由,理论上当然是存在的，但是考虑到人从来是不平等的，从来有智力、知识、体力、道德等等方面的差别，因此所谓绝对的个人自由不可能实现，人总有差别，总会有不平等。但是当这个差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比如，保障政治活动中的平等，那么个人也就很自由了。

个体的自由表达与自由选择，自由的消费，把钱真当钱，让它流通起来，而不是保险，或者说不是用来解决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问题的，比如买房啊，买保险啊，养孩子啊，等等。这些不是消费品，因为没有房子就没地方住，没有保险将来得病就可能没钱治，没有钱，孩子就没法抚养、上学受教育。这些的本质是，你必须为了解决一些问题而被迫作出的决定。这个，不叫消费。

我越来越相信一个道理，就是群体之所以会有趋同，完全是因为遇到了问题。因为群体总是表现为惰性的，消极的。一个人可以主动地去奋斗啊，去追求啊，去有所爱好，但是让一个群体去做某件事件一定是因为它相信了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其深刻感受到的问题。所以，群体第一的需要是要生存，生存的第一需要是要安全，然后是要温饱。一个群体，保证温饱了，你让他们去抢粮食？没人跟你去，必须饿极了才会去。

所以，所谓的政治，作为群体的社会生活，其本质也是因为有问题才会存在的。这个问题涉及安全，以及相互的交流、交换活动。当这些出现了问题，而无法通过对话解决，人就需要一个强权，去强行制定与保证规则。群体需要一个超群的东西或人或神话，依赖其去解决问题。
假如，所有的政治都是被动产生的。那么，自由主义就等于是明晰了群己权界，实质上就是保障了政治活动的范畴－责任，明晰了私有的空间-权利，私有的权利范围，并把其权力尽可能的稀释。这样很多问题就不是依赖超群的东西去解决了。而是通过契约，在明确了自己所有权以后，通过选择、交换的方式去达成秩序，建立规则。但是，无论如何交换，个人的权责理论上都是无法出卖的。每个人都在这个层面平等。
而后，政治要解决的，其实就是社会福利保障的问题了。当这个问题也解决得差不多的时候，除非外敌侵略，那么维系一个政府和群体观念、体制就是一种常态的专业的东西了。人们也就不会去关注那么多政治话题。于是变成了自由的人，自由消费的人，自由表达和自由选择的人。
那时候，国家不需要爱，因为是哪个国家的人并不重要。就像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已经出现的类似场景。人是这样的，在遇到问题，遇到危险的时候，需要集体，没危险为什么要集体去限制自己呢？自由主义的本质是个体。
在国际关系中，以前需要发动战争，要强权去推动去保障的东西，似乎也不存在了。
那时候，全世界的地域划分，其实不是依据语言、文化、政治的划分，而是依据无数个体各自认同什么，选择什么去集结势力。但是很难说这些不同的势力之间是竞争的关系，因为这些选择的前提是政治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意味着，当耐克公司，或者更深的意义上说，是耐克背后更复杂的非政治的集团，出了一款限量版的鞋，于是在纽约，在巴黎，在多哈，在广州的耐克迷会去拼命抢它。因为这是他们的表达和选择。而且，这些人之间会更有认同，完全是基于耐克迷这点，跟地域、国别无关，跟历史记忆无关。
这种企业也就不是企业，而是凝聚智慧、技术和各种资源，为若干个体创造他们能够认同的一种表达形式、符号、语言。

对我而言，那种社会是不需要我这种人的，但是，放开胸怀说，这种终结历史的社会是一种进步，是值得追求的。哪怕到时候，人们不需要英雄，而是个性。

所以，我真希望那个时代快点到来，我也真希望，我能赶上那种生活。

有意思地是，这帮人似乎都没链吴虹飞的链接。不知道孙枕戈干什么呢，忽然有点想他了。